乌拉尔之星

纪念叶辛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1955年的秋天我来到了欧亚两洲交界处的苏联乌拉尔山中部名城斯维德洛夫斯克的乌抗尔工学院冶金系作研究生。由于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 所打的基础全是机械类的。到冶金系作研究生, 具备冶金类基础是首要条件, 第一就是要学好《冶金物理化学基础》这门课。当时, 按苏联的培养计划冶金类研究生不仅在大学就学了两学期的课程, 而且在作研究生的第一年要以四门必修课之一加以深入研究。《冶金物理化学基础》简称《冶金原理》, 用俄文来说是《Теория металлургии》, 缩写为“ТМ”苏联学生将它看作是“Там Могила”, 意思是“那里是坟墓”, 其缩写也是“ТМ”来形容课程之重。然而我在这方面一点基础都没有。若想与同届研究生一起完成考核, 简直是梦想！为了能在的短期内补上这门硬课, 我的导师А.А.Горошков教授（冶金系主任）特请冶金系《冶金物理化学基础》教研室主任О.А, Есин教授来负责我这门课程的学习。 从此, 我与他结下不解之缘。一开始, 他要求我作他的助教一年, 每日（星期日除外）中午给我答疑一小时；每周随三年级电冶专业学生听先生的课；三个下午以助教身份带实验。答疑的方式是：每天先生从家带来两份午餐（每份两片黑面包夹奶油和一个从中国进口的桔子）边吃边讨论。问题是我按研究生考试大纲自学中、听课和带实验中产生的问题。先生都十分清析地一一讲解或指出深入探索此问题的途径。或者告诉说, 下周我将要讲这一问题请仔细去听, 有何问题再讨论。边吃边答疑的效率是很高的。先生的时间是安排地很紧的。午后一时开始就有人按事先约好的次序前来。不论是给我答疑还是与来访者交谈, 他的实验从不中止。他的办公室很简陋, 只有半间大，没有沙发和茶几等, 仅有一张桌子和数把椅子供来访者坐。先生不许在他房间中安装电话, 他说, 总来电话影响工作。如其把这间屋称为里外间的话, 这是先生用来专作研究的实验室, 其中装备着许多独特的实验装备, 例如, 用X-ray透视法测熔体滴形的表面张力仪等。装备大部分是按先生的物理化学构思自行制造和配套而成的。 在先生的桌子上装有各色指示灯和蜂鸣器, 适时提醒他。当时条件只能如此, 现代用电脑监控该有多好！每次谈话都会因发来的信号而中断，这时先生总是向对方说：“对不起, 我去去就来, 烦您等候！”先生讲课从来不用讲稿, 深入浅出, 多注重物理内涵。一门被称为“那里是坟墓”的枯燥课, 让他讲活了。他身体不好, 患有心脏病, 他的活动空间在冶金楼的四层, 实验室、教室都安排在四层, 清晨, 他要用半小时的时间才能上到四层, 中午在实验室里以黑面包夹奶油和一个桔子充饥，晚上18时以后才离去。年复一年地如此工作着，他的学生遍天下。在他的课堂上除了本专业的学生以外还有不少其他班的学生和研究生前来旁听, 座无虚席。经常是一些人因无坐席而靠墙立着听讲。教室秩序井然, 十分安静。先生的课引人入胜, 经常另人听之忘记下课, 留恋不肯离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由我做助教的作答, 答不出的问题则是我向先生请教问题的一部分，我弄清楚后再回答学生。这就是随先生学习的独特方式！
关于先生很多传说。Есин Олег Алексеевич（1904-1979）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化学系。在获得科学副博士学位后, 不久他就向学术委员会提交了博士论文, 当时的学部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冶金专家（德国血统）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那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曾任斯大林的科技顾问, 就是此人曾向斯大林献策“将乌拉尔的钢铁与顿巴斯的煤结合起来, 可以使苏联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否决了叶辛关于钢渣离子理论的学位论文。 叶辛当场声明说，我今后再不向这个学术委员会提交任何论文。然而钢渣离子理论很快为西方学术界所认同, 成为经典。果真在那以后先生再未提交过博士论文, 专心致力于研究和人才的培养。他培养出一批著名冶金学者—科学博士, 如Гельд В.П.等, 但他本人却无博士学位。二战后学术委员会在他本人缺席（当时他为委员会主席）情况下全票通过授予他“科学博士”学位, 获国家最高学位委员会批准。然而先生却在其头衔上是从来不写博士, 而仅用教授的学衔。 他极其热心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但他手中持着一把科学的尺来衡量学术论文, 他秉公办事, 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在一次学术委员会上对一位研究生（系领导的学生）学术论文答辩不记名投票时, 他公开自己的票“反对”。他对研究生论文评审极其认真, 对一点一滴的创新都非常重视, 有怀疑的地方他都要在他的实验室中重复验证, 对真实的发现他都十分称赞，而对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则坚决反对。
1956年初春我国高等教育部主管理工教育的副部长曾昭伦先生访问苏联高等院校, 第一站就是斯维德洛夫斯克的乌抗尔工学院。我在出国前曾借调在高等教育部工作过几个月，我曾与他有多次接触, 配合他工作。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与苏联顾问谈话我当翻译。我虽然可以说俄语, 但是我是用俄语听课读完大学,连思考都不经过中文，很多名词连中文怎么说我都不知道。我没有受过翻译的训练, 一当用俄语交谈时连思考都是俄文。如此, 在翻译中不自觉地对着中方说俄文。我们的一些领导对此十分不满, 我很尴尬, 被认为是故意的, 不安心工作。这时曾先生说,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学习俄语方式是用俄文学专业, 而翻译是另外一种方式和学法。他是真正的内行，实事求是！他来苏联访问时带有两位水平很高的翻译, 一位是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学俄文的, 另一位是电机系毕业后学俄文的。他们的业务水平是很好的, 但给曾先生担当口译有相当的难度, 因为先生可以自己全部听懂, 只是自己说有困难。如你译的不准、不确、有遗漏之处时, 就会引起他的不信任感。对非本专业翻译来说, 做到这样的程度是很难很难的。因此他在访问机械和冶金系时, 希望我来协助工作。他访问时间为两周希望我随团活动。我将此情况向两位导师作了汇报。А.А.Горошков教授没有反对, 而。Есин О.А.教授则坚决不同意, 因为必修课的考试在即. 他要对我的学习负责。先生因健康原因从不接待外宾，民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专家来访他都未曾接待过。这次当我介绍来访者时提曾先生的大名, 化学家“曾昭伦”时, 他问了一句：“是否是昭伦. 曾（按西方习惯姓写在名子后面）教授？”我回答说；“正是”。他破天荒地主动提出要与曾先生会见。我在代表团抵达的时候向曾先生转达了这一情况。曾对叶辛的邀请十分重视。按访问计划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只停留一天访问乌拉尔工学院。曾提出次日清晨首先到叶辛实验室访问。我向学校报告了这一情况，学校作了必要安排。次日清晨曾先生一到, 叶辛协同教研室全体人员在四楼列队欢迎，一一介绍。然后请到各个实验室参观, 每一实验室都由主管的教授或副教授讲解, 而叶辛的实验室则由他亲自介绍, 停留时间最长, 直到午餐时刻。曾先生非常细致地了解和记录。校方多次前来请去用午餐, 但都被两位先生谢绝了。参观过后两位先生到叶辛的“办公室”讨论。办公室中增加了一套沙发, 一切如常。两人落座后随即开始热烈地讨论, 两人一见如故, 谈笑风生。这时令人想起陶渊明的“陋室铭”中的佳句：“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谈笑有宏儒, 往来无白丁..”。叶辛早已准备好他的工作餐（比往日的面包奶油加桔子增加了热咖啡和点心）, 边吃边谈, 无拘无束, 但对翻译来说可够叫劲的了。其间叶辛展示了他读曾先生文章作的读书卡片, 有些纸色都变黄了，在背面记录着待讨论的问题。曾先生都一一阐述了自己观点, 讨论的都是有关物理化学的一些深度问题。如果不是我近几个月的答疑、实验, 我是难以胜任这次翻译的。在讨论中曾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您今天谈到的研究内容均属物理化学的理论问题, 那么这个教研室岂不属于理科专业, 为什么设在工学院？” 叶辛回答说：“虽然专业名称始终未变，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其研究内容也逐步向理科偏移，整个教育体系也在变, 例如我们工学院增办理科专业，现在设有《技术物理》和《应用数学》专业, 工学院同一专业更紧密与工程联系着，理工是互补的, 设在一起很符合客观发展规律。”谈话持续到晚饭, 才结束。临别时曾邀请他来华访问, 他愉快接受, 但他的心脏不允许他乘坐飞机更不允许坐一周的火车, 长途跋涉。一开始就打乱了原订访问计划, 按计划在乌拉尔仅停留一天, 而现在要延长到三天, 他的秘书和翻译为此忙碌着。第二日参观了冶金、化学、机械等系，有的详细, 有的走马观花。最后以大半天的时间参观新设的理科专业。这些专业是保密的, 对外不开放。为此, 校方专门研究, 请示了苏联高教部, 最后持批曾与一名翻译参观。曾对《技术物理》和《应用数学》专业了解的很仔细, 询问了在工学院设理科专业的由来和方针，考察了专业设置、教学计划与大纲、了解了师资与学生来源。当日晚饭后离开斯城去莫斯科。临行前他说了两点意见：“一、理科与工科设在一起是必要的, 五二年院系调整时把理工分开, 看来是走了弯路, 应该合起来, 你们要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二、在国外不要搞学习互助小组之类的组织, 因为它阻碍了尖子的快速成长, 冒不出尖来，不要动不动就批什么“只专不红！””当时在场的还有斯城中共总支书记（由研究生中党员兼任, 别看兼任的总支书记, 因不设领事情况下, 他执行领事职务, 有权处理一切问题）,他也表示赞同, 可是一年后国内反右开始后他却说我与右派思想共鸣，真叫人哭笑不得！好在留学生中不抓“右派”,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代表团走后塔斯社记者送来曾访问时拍下照片, 其中主要是曾与叶辛的合影, 有握手的, 有讨论的, 有参观的。给曾、校、系、和叶等各一套，先生将其中数张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在系主任办公室墙壁上也挂了一套。1957年我回国休假, 把曾的一套带回了中国, 可是一进高教部大门大字报铺天盖地, 全是批判曾先生“理工合校, 向党进攻”的大字报。秘书答应转交, 见面是不允许的。渡过假期回到学校后将这情况告诉了系主任, 他马上叫把墙壁上的照片摘掉，而当我告诉叶辛教授时, 他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他说：“他只知道曾先生是科学家, 我敬佩他的学识, 我将永远挂下去。”这就是他的性格。57年我的第一导师因56年选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调到基辅组建新研究所，临行前与叶辛商定, 将我留下, 在叶辛指导下完成论文工作, 我本人也拥护此决定, 在这第一年学习中我与苏联研究生一样考完全部四门研究生必修课考试, 三门五分, 《冶金物理化学基础》这门课考试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考试是由三位教授、副教授组成委员会考核, 然后不记名打分确定成绩。我考的结果是全五分, 但我请他们考虑给我四分, 我的理由是, 虽然我在这一年中得到先生的精心讲解, 收获极大, 但是这门深奥的学问, 我仅仅是刚入其门, 远未达到五分的程度, 如果得五分会可能使自以着学得了, 不再努力学习它了, 自己把学习之门封闭了。先生说我还未见到过这样的学生，那么剩下的那一分等什么时候你认为学好了, 我随时给你补上。 转过年来在我回国休假时, 我的第一导师把我转到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去了, 我归来时连助学金也都转过去了, 我只好与先生告别, 告别时先生告诉我, 调动原因是我导师那里一切从零开始, 太需要人手了。就这样我于1957年10月匆匆告别了先生, 告别了乌拉尔。因为斯城是前苏联的国防工业重镇, 从五七年起外国人只许出, 不许进了。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回忆这一段往事令人深思, 如按当年曾先生们的提意“理工合校”岂不提前了四十年, 改革开放后的“科技大学”、“理工大学”不都是理工合校吗？客观规律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转移的。叶辛一生的学术上的贡献是属目的, 他的高尚品格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他是乌拉尔山巔上的一颗永放光芒的《乌拉尔之星》。
陈熙琛写于2003-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