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 永久的回忆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 今年八月十五是日本投降六十周年。在这个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想起我们的伊凡,他的真名叫王立成。我们是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在乌拉尔工学院认识的。
我当时中冶金系的研究生生，和我同时学习的还有搞“电化学”的研究生张国衡，伊凡是“电化学”专业的五年级学生,他有时来研究生宿舍找张国衡。当张国衡不在时, 常来我的房间小坐等张国衡。就是这样我们相识了。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我当时因专业的需要在搞技术摄影, 如反拍等。所以有共同爱好, 他经常到我住所和实验室来壤洗照片。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当时中国话说的很差，我们在一起用俄语交谈。
一九五七年夏季他以全优成绩毕业了，我当年夏季回国休假, 同车回到北京。有一天他来我家找我, 让我同他去高教部讲明情况。情况是这样, 他不是我们国家派出的留苏学生，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不负责他的工作分配。我在出国前曾经借调在高教部工作过一段时间, 与留学生管理司艾司长相识。我向艾司长介绍了伊凡的情况。
伊凡出生于山东，父母是山东农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来东北闯关东，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东北在日本铁蹄下，父亲被日军抓去作劳工, 下落不明。妈妈带着4个孩子（伊凡和姐姐、弟弟、妹妹）在四二年的寒冬误跨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外苏方将他们当日本特务拘留。经调查，确认他们是中国人, 才收留了他们。伊凡参了军, 成为一名苏联红军战士， 45 年 8 月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役。回苏退役后才开始中学、大学学习。他是苏联公民，但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吸引, 自愿回国参加建设。我们有何理由不欢迎他。艾司长表示了欢迎, 并叫留学生管理司安排的他工作。
没过几天伊凡又来家找我，说安排他到北京电话大楼工作, 他求我陪同他去报道。第二天我陪他去了北京电话大楼, 到那一谈才明白, 为什么把他分配到北京电话大楼了。原来在高教部问他所学专业时，他说“电化学”，由于他的中国话说的不标准, 被误认为“电话学”。真是个大笑话！答应重新分配，后来我休假期满回到苏联去了, 以后的情况由于我转学乌克兰也就断了联系。五九我回国再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经过六零年的困难时期，我想他可能回苏联了, 因为他有苏联护照。后来十个年头的浩劫, 更是无从得知他的情况。
调回北京工作以后, 有一天中午回家吃午饭，见到桌上放着一个纸条，写着下午 2 点到有色金属研究院宿舍□□□□, 我下午就去了, 到了才明白是我们在乌拉尔工学院的同学陆德珍因病去世的消息, 来此是商量如何安葬之事。
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小老头，到近前一看却是多年下落不明的伊凡, 再也不见那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子了。人们告诉我, 他在十年浩劫中算嚐尽了苦头。五七年按他的专业“电化学”分配到有色金属研究院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 很多持苏联护照的人都回到苏联去了，但伊凡却说，我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回来的，当祖国有困难时我岂能偷安离去，我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渡过困难时期, 他毅然退出苏联国际。也正是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怀疑，他在困难时期能走而不走, 定有所图。红卫兵就把他当作大鱼挖了出来，一审询, 他交待曾经受过严格的侦察训练。这些“历史维物主义者”们把他以苏联特务罪名投入监狱, 长达七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形象。真叫哭笑不得！文革后才得获释，回原单位工作。
在狱中患有严重的关节炎, 走起路来一踯一拐。
他是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量出了名的“三军司令”，他在家饲养了鸡、鸭、鸽子, 鱼等家禽。他把住房与院墙之间建成小院，在院中架起暖房，种有做红菜汤用的“血嘠瘩”，他还挖了地窖, 储存自制的果酱。他用俄罗斯古老的工具“чуда” 来烘俄罗斯面包。说起来他的夫人也是我们的老相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宿舍在河沟街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后面住着一群从苏联接回国的小孩，由薛妈妈（冯仲云的夫人, 忆罗的妈妈）作所长管着这些孩子。伊凡的夫人就在其中，她是高干子女名叫做“刘霞（Люся）”又叫“Тола”, 是中央人民为广播电台的特级播音员，她的俄语发音有俄国广播员的水平。他家伊凡是“家庭主妇”，夫人下班后看看电视, 跳跳舞。连吸烟等级都不一样，Тола吸带过滤咀的, 而伊凡则吸一般的。他抱抱怨说，她是特级播音员，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这回提到高级工程师，只有一个用途, 当家中什么东西坏了，修理不好时, Тола就会振振有词地说:"你还是高级工程师呢, 连个家电都修不好！"。他很旱就退休了，实际上他当之不愧地享受抗日战争的离休待遇，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他是苏联红军，不是东北抗日联军, 不予认可。只承认他是华侨。他五七年归国后工资待遇与我们派出的大学生一样, 要与当时从西方国家归来的工资待遇无法相比。 退休后他为一些公司对苏贸易作翻译，他俄文水平可以说到顶点，用塔斯社记者的话说：“当你闭上眼睛一个操着地道莫斯科口音讲着话的人，等你张开”眼睛却不见了, 在你面前坐着的是一个中国老头”。但他在国内生活了这么多年他的中文还是不到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页中苏关系开始松动。 他获得了赴苏探亲的签证。他乘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附近的“Ярославль”城去看望他的姐姐。途经莫斯科时他停留了两天，到红场瞻仰了列宁墓，列宁博物馆等地, 然后乘电力火车到达Ярославль。出乎意料的是，当他到达Ярославль的时候就接到民警局ОВИР的通知，叫他去ОВИР去报到, 第二天他去了ОВИР。其中坐着一位年轻的中校，见面就说：“你知道吗，你违反了我国的入境法，按我国法律，外国人入境后，应立即到所往地方的ОВИР报到，到可你到好, 在莫斯科到处乱跑”。说到这里, 中校出示了伊凡在莫斯科的活动照片。可见当时КГБ活动有多么利害！接着说:“你得接受处理, 其方式有三种：1. 驱逐出境； 2. 罚款 500 美国$; 3. 劳动两周,请你择选”。伊凡回答说：“第一种不行, 我刚到就被驱逐出境不行; 第二种也不行, 我没钱; 只好第三种，去劳动了, 不过我有病干不了什么”。中校说：“你的过去我们都了解, 当过苏联红军打过仗。因此你就在你姐姐家住吧, 但是不得到处乱跑，有事要向ОВИР报告”。住了几天他买张车票去了列宁格勒。回来后ОВИР又把他找去, 叫他交待近日去了什么地方，他回答没去哪。中校出示他在列宁格勒各地活动的照片，连在火车上的都有，这使他十分惊奇, 因为连他这个老侦察兵都没有觉察！这回没话可说了, 只好在рапорт上签字。回国后他向我说他签署了三个文件, 可见他的中文如此的糟糕, 把рапорт说成文件！
他是一个热心的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短期出国人员, 回来后有几大件进口货由出国人员服务物部提供，但必须在入境时有足够的美金$登记才行。当时人们手里很少有外汇。伊凡存有 500 美金$,一当他得知那个朋友要短期出国他就主动无代价地提供 500 美金$使用，回来后再还给他, 我就用过。
他一直骑着一辆苏联的老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可真叫, 除了车钤不响, 其它另件全响。一天他在楼下喊我说, 能不能把自行车搬进你屋里？我答应了, 搬进来一看我明白了, 原来是换了一辆新车，还是世界名牌车“英国凤头”。他介绍说这辆新车, 可使他吃尽了苦头。因为这车存车点不给存, 太使人注意, 怕被偷了, 赔偿不起。结果是人不离车, 车不离人, 电影院进不去、商店也不行！人成了它的奴力了！后来只好原价卖给别人了之。还是骑那辆老爺车好。
退休后，他为一些公司作翻译, 联系商务，赚了点钱。他利用与俄罗斯人的交往和语言的特点，别人作不到的, 他能作成。一次我去莫斯科出差, 去前他托我了解一下他联系的钛合金管材落实如何？在莫斯科我给俄方打了电话，电话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婆接的，她一听我是伊凡的朋友, 她说：“Ваня 可是个好人，你是他的朋友肯定你也是好人，你为什么住在外边，你就来我这里住, Ваня 每回来都住我这里, 你告诉他, 托我办的事我全办妥了”。由此可见Ваня在俄罗斯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是他人代替不了的。他这一段干的很顺利。用他夫人刘霞的话说：“Ваня这下子翻身了, 他成了пан了！”可是舒心的日子没过多久, 他因患癌症离开了人世。每当想起他那不平凡的一生，他那面带诙谐的笑容永远留在我记忆中。